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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名：平壤水族館：我在北韓古拉格的十年 作者：姜哲煥、皮耶．李古樂 譯者：鐘玉玨 出版社：衛城出版 出版日期：2012年09月05日

南北韓分裂後，姜哲煥的祖父母放棄在日本豐衣足食的生活，義無反顧地遷回朝鮮報效祖國。九歲那年，受祖父犯「最重的叛國罪」牽連，姜哲煥一家旋即遭當局以政治犯家屬的名義，押解至北韓最大、監禁幾萬名政治犯的「耀德集中營」。

十年勞動改造，姜哲煥最深刻的體悟竟是：「人有作惡的無限潛能。」

在耀德，姜哲煥忍受恥辱、毒打、饑餓，以及無止盡的苦力勞動。求生的本能讓他性格丕變，學會了耍詐、偷竊、陽奉陰違，失去對他人憐憫與同情的能力。集中營卑劣的生活，逼著適應不良的囚犯自尋短路，姜哲煥的父親與四叔就因熬不過低潮，試圖結伴上吊。至於祖母，身為社會主義的虔誠信徒，轉變也最為劇烈。耀德不符人道精神的罪行，破除了她對金氏父子的迷思，看清北韓根本不是「社會主義的人間天堂」，反而更像由希特勒主宰的世界。

幸運獲釋後幾年，姜哲煥因非法收聽南韓電臺廣播，二度面臨勞改威脅。走投無路，他決心逃離地獄的魔爪，抵達旅程終點「大韓民國」重獲自由的那一刻，姜哲煥忍不住流下喜悅的淚，亟欲將北韓同胞所受的苦難與壓迫公諸於世。殊不知國際社會乃至同為大韓民族的南韓人，對北韓當局和集中營內侵犯人權的惡行惡狀，似乎無動於衷，脫北者的懇求得不到任何迴響。

來到首爾不久後，姜哲煥與在人權組織任職的李古樂結識。李古樂深信北韓政權之所以能為所欲為，部分因北韓老百姓與外界完全隔離，部分則出於國際社會對北韓政權罪行的一無所知。他建議姜哲煥現身說法，揭露北韓人民在金氏父子高壓統治下的生活實況。2000年，姜哲煥的遭遇終於在西方世界曝光，就連時任美國總統的小布希也深受感動與啟發。2005年，小布希邀請姜哲煥到白宮討論北韓問題的解決之道，並在2010年出版的個人回憶錄中「Decision Points」表示：「在我的總統任期內，《平壤水族館》是對我影響最大的書之一。」

姜哲煥現定居南韓，任《朝鮮日報》統韓問題研究所記者，並持續聲援關切北韓境內的人權侵害問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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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九歲就進集中營

祖父比過去更加不安與沉默寡言，但仍是全家的支柱。他的濃眉、睿眼、宏亮嗓音，以及平壤勞動黨幹部對他的恭敬態度，全都讓我著迷不已。地位崇隆無損他和我之間的祖孫情。週日散步時，祖父會以神祕語調跟我透露過去在京都的生活：他為了準時完成第一筆訂單，在珠寶店熬夜到天亮；他坐鎮米倉，不讓對手有覬覦的機會；賭場事業的一鳴驚人；以及賭桌上的財富如何在幾分鐘內大起大落。這些故事有如源源不絕的驚喜。我聆聽祖父，被故事背後的推手與主角催眠。我深愛祖父，從沒想過祖孫間的對談與週日漫步，竟有劃上句點的一天。

一九七七年七月，祖父突然人間蒸發。某晚，他下班後沒回家。警方說他們什麼都不知道。祖母不斷打聽，祖父工作部門的幾個長官才鬆口，說他為了一件要事臨時出差。出差令由勞動黨直接下達，祖父獲悉後立刻就啟程了。他們再三向祖母保證：「你下禮拜來，就會有新的消息。沒必要擔心。」祖母對出差的說法持懷疑態度。她很暸解祖父，他絕非出遠門不吭一聲的人。過了一週，政府當局要她繼續等待，但她忍不住，又跑去祖父的辦公室打探。辦公室的接待僅僅增加她的焦慮。每個人似乎光聽到祖父的名字就尷尬不已，對這件事情三緘其口。無論到哪，祖母得到的回應總是焦躁不安的靜默，讓她處處碰壁。

我父母懷疑，祖父神祕失蹤可能是「國家政治保衛部」在背後搞鬼，但連他們自己都不敢承認。祖父失蹤前幾個月，父母有幾個朋友也是無緣無故就失蹤了，然而我們全家人（尤以祖母為甚）寧願往好處想，認為其他人不能和祖父相提並論，畢竟其他人消失一定是因為密謀策反，或者販嚇了其他的滔天大罪。我們之中沒有人敢面對祖父可能被祕密警察帶走的可能性。我們心知肚明，祖父從來沒有辭不達意的困擾，而且時常火力全開地批評黨官僚及其管理方式。我們也明白他鮮少出席勞動黨會議或集會，但祖母出席的次數應該多到足以彌補祖父的

份吧！再者，難道祖父一直以來沒有謹守本分做個誠實的好公民，將他的一切全託付給黨嗎？他從日本一返回北韓，難道沒有把鉅額財富全交給政府嗎？難道他沒把一切（包括他的富豪汽車）都交給黨嗎？

祖父失蹤後幾週的某天，我在大同江邊玩耍。幾個朋友來找我，告訴我有一群人正在我家。困惑的我趕忙起身，朝家裡跑去。根據朝鮮傳統，進別人家前必須先脫鞋。不脫鞋，代表看不起或不尊重你的東家。我大吃一驚地發現客廳人滿為患，然而玄關前的鞋子卻跟平常一樣多。這是什麼意思？我想上前一探究竟，可是客廳人多到沒有我立足的空間。除了父親、母親、祖母、妹妹之外，其他人我從未見過。四叔是唯一不在現場的家人。四叔未婚，跟我們住在一起，但那幾天他去咸鏡南道參加研討會。這些人到底是誰？我向爸媽用力揮手，平時見到我都很開心的他們，此時卻反常的保持距離，彷彿無暇理會孩子吵鬧的高傲大人。母親邊嘆氣邊反覆說道：「但我們到底怎麼了？但我們到底怎麼了？」（好像真有人會回答她一樣）我鑽進人群，決心要查個水落石出，結果看到三名穿制服的男子翻箱倒櫃，旁邊還有第四個人在作筆記。這是什麼特別的大事嗎？他們怎能穿著鞋子在室內走來走去？這才是最令我感到不可置信的事，可是當我試著告訴母親這個情況時，她卻都不理我。

我們的公寓有四房一廳。最小的那間房裡，存放著這些年來祖父母託日本來訪親友幫忙帶的禮物。這些私藏的珠寶、服飾和手錶，是他們替四叔準備的結婚聘禮──儘管四叔何時會步入禮堂還是個未知。（在韓國，提早好幾年開始準備孩子的婚禮並不稀奇。）這間房裡也放著父親工作用的各式相機與暗房用具。四名保衛部人員看到這些寶物，見獵心喜。前陣子有人「鼓勵」我父母，將其中一臺相機當作禮物送給政府，但父母總能找到理由推三阻四。這次，四名保衛部人員肯定會不客氣地占為己有。後來，父親告訴我，他們在房間一角開的祕密會議；發現結婚禮物時，臉上裝模作樣的義憤填膺（彷彿父母是走私或藏匿贓物的罪犯）；在心神不寧的父母面前明目張膽地瓜分戰利品，藏不住眼中因垂涎不已、大喜過望而迸發的花火。

接著他們走向家中其他地方，三人東翻西找，第四人依舊負責記錄。清點進度十分緩慢，眼看情況似乎與我沒太大關連（至少他們對我的水族箱興趣缺缺），我很快便感到厭煩，於是找妹妹美湖一起玩，懶得理會後續發展。我和美湖跑來跑去，在被翻得亂七八糟的「廢墟」中嬉鬧。我開始在父母的日本大床上蹦蹦跳跳，還慫恿妹妹一起加入。父親雖看到我們在胡鬧，卻未出聲制止這項平日做不得的禁忌遊戲。得意忘形，我愈跳愈高，直到床因不堪折磨理所當然地壞了：我已記不得壞的是床墊裡的彈簧，還是床架。我和美湖當場愣住，知道自己闖了大

禍，父親仍舊不發一語。我不曉得妹妹當時怎麼看待父親的放水之舉，但我感覺很不對勁。一切秩序全亂了套。我還不至於擔心，但開始感到某種說不出的不自在。關於不自在的形貌和原因，我還真是摸不著頭緒，或許這就是我記憶老缺一塊的原因。

然而，初次聽到「耀德」的那一刻，我可是記得清清楚楚。母親看到其中一位保衛部人員翻揀自己的貼身衣物，而且丟得到處都是，忍不住提高音量。負責記錄的那位大發雷霆命令母親閉嘴，然後掏出一張紙，大聲唸出上面的文字。根據該文件的說法，祖父犯了「最重的叛國罪」，後果就是祖父一家人──也就是所有住在這屋簷下的人，都得「立刻」送往耀德管束。我從未聽過耀德這地方。我身邊的人聽到耀德彷彿失了魂，好長一段時間說不出話，然後他們痛哭失聲，開始緊握彼此的手。為首的那位眼見自己恫嚇見效，忍不住沾沾自喜，命令其他人繼續抄家。他們將屋子翻天覆地搜了一遍，連床組、衣服、床墊，廚具都不放過。我看得一頭霧水，不解他們翻鍋碗瓢盆或我的玩具箱到底想找什麼。清點作業終於在凌晨三點告一段落。保衛部人員自訂了一套遊戲規則──少數戰利品歸政府，多數放進自己口袋。父親的攝影器材與歐米茄腕錶、母親與祖母的珠寶、四叔的結婚聘禮、日本製彩色電視機，全被這些人暗槓了。實際進入國庫的品項不到十分之一。

那夜的其中一幕，在我腦海中留下深刻印象。祖母與保衛部人員正面交鋒，他們脅迫祖母簽署一份文件，但祖母執著地指著幾行文字，堅決不從。他們隨便說了幾個理由敷衍祖母，語調時而冷靜收斂，時而張牙舞爪。突然間，祖母伸手拿了一枝筆，在那份文件上簽名。接下來的事我看了大為震驚：祖母才一簽完，幾個大男人便抓住她，將她軟禁在一個房間裡！

破曉時分，我得知全家即將出發，前往那個讓父母聞風喪膽的陌生地點，而我並沒有那麼絕望。我把這一切當作搬家到鄉下，當作一場冒險，可為生活增添一點刺激的可能。老實說，我對這想法感到雀躍，唯一掛慮的是如何將水族箱的魚一併帶走。就某方面來看，下放耀德和搬家差不多。畢竟我們並非罪犯，而是罪犯的家屬，所以會得到多一些仁慈的對待。祖父是工作到一半被保衛部直接帶走，押至苦役集中營，連整理行囊的機會都沒有。他的命運和在蘇聯或納粹德國被捕入獄的許多人一樣，我後來透過閱讀知道這些人的下場。至於我們，起碼還獲

准攜帶最低限度的家具、衣服，甚至還能帶食物。表面上，我們不過是被政府下放至荒郊野外，但我們很快就會發現，鐵絲網、營房、營養不良與粉碎意志的工作，在在顯示這裡是不折不扣的勞改集中營。集中營的編制以「家」為單位，足證即便在所謂的共產國家，儒家傳統依舊根深蒂固。然而，該政策並不改變集中營的本質。政府把我們一家送到遠方，是希望透過工作和學習重新教育我們。由於和罪犯朝夕相處，受到反動意識型態的汙染，因此我們這些非罪犯，被監禁在專為「猶可救贖」案例設計的集中營。

搜索結束後，祖父辦公室的幾位同仁一早就來家裡協助父母打包，他們大概是接獲官員指示；保衛部人員一心只想儘早收工。祖父的前同事看似樂於伸出援手，但這份好心不太可能出自他們本意。向犯罪家庭釋出善意十分危險。確實，自保衛部人員登門後，僅一人鼓起勇氣到我家拜訪，一位和我們住在同一層樓的老太太。她敲敲我家的門，從打包箱子間挪進瘦小的身軀。她對每個人微笑，也向保衛部人員禮貌地打招呼，儘可能低調地隱沒在人群中。然後，她不動聲色地挨近祖母，低聲對她說：「我的朋友，妳一定要堅強。拿出勇氣……絕不可輕言放

棄。妳知道自己的丈夫清白無罪，所以千萬別自責。聽我最後一句勸：遇到難關時，想想兒子女兒、孫子孫女，妳一定會撐過去的。」當全家的細軟依序塞進官方分派的五大木箱時，我瞥見妹妹手上拿著她最愛的洋娃娃，突然靈機一動：我拿了一個水族箱，匆匆放進幾條我最漂亮的魚，然後學妹妹緊抱著心愛的玩具不放。一位保衛部人員看到我，用下巴指著我的水族箱，說想帶「那玩意兒」離開，門兒都沒有。陌生人憑什麼用這種粗魯的口吻命令我。胸中怒火頓起，我恣意地大吵大鬧，逼得他讓步。眼框淚水漸乾，但沒帶走的魚兒還是讓我放心不下。起初被告知家裡來了陌生人時，幾個損友說我可能會被送到「很糟的地方」，最好將心愛的魚分送給死黨。當時我並未把他們的建議當真，現在就要離開了，我真後悔沒有照做。

……